“我不知道我是谁，但我知道我为什么来。”
纸条被放进了“共识盒”中。
这个盒子是原像体系最早的物理实体之一，设立之初只是用来装下每一个“不具名的决定”，如今已累积超过六千张纸条。
这些纸条无人归属、无人解读、无人筛选，却成为原像体系中最稳定的反馈机制之一。
所有人都清楚：
当一个行为被写下，就等于它存在过。
你是否署名，是否被回读，是否被记得，都不重要。
而就在原像体系稳定推进的同时，一个有关“行为流治理”的提案悄然出现在某高层智库备忘报告中。
报告指出：
“灰域系统虽已稳定进入结构平台期，但在灵活性、个体反馈机制与极端协同响应能力方面表现出迟滞。建议适时引入新型行为模型做为补充试点。”
提案底部有一行备注：原像结构具备理论适配性。
这意味着——原像，第一次被纳入国家级治理技术体系的备选项。
消息传入原像内部，众人一片沉默。
无人欢呼，也无人反对。
因为这一刻，大家终于明白：
原像已不再是“实验室”。
它是一种未被定义却不断自我生成的运行状态。
而秦川，在那天傍晚终于再次出现在主控室门口。
他站在门边，望着那张贴了很久的邀请函，指尖轻轻按在上头，像是要确认那纸是否仍温热。
然后，他从口袋里取出笔，在角落写下一句：
“原像从来不是系统，它只是我们曾努力看见自己的过程。”
原像实验室在社会语境中的存在感，从最初的“实验性隐喻”逐渐转向“结构性样本”，再到如今，被一些研究者称为“软体系下的真实边界”。
它不再是那种被孤立在体制边缘的实验体，而是悄无声息地成为另一个语法逻辑下的替代存在方式。
这天清晨，原像内部通道一侧贴出一张手写公告，只有一句话：
“我们不会成为治理的一部分，但我们会成为理解的起点。”
没人知道是谁贴的，但没人质疑它的合法性。
这就是“行为共识”的极致状态——所有语言都不需要标明发言人，行为就是信任。
而与此同时，外部世界开始围绕“原像体系是否具备治理能力”展开密集讨论。
来自七家研究所、三家智库、四所高校的独立研究团队，在不到两个月内提交了十二份评估报告，试图以各种语言模型、组织理论、社会结构逻辑为原像“建模”。
他们用的词五花八门：
“去命名体系”“行为节点平台”“非决策型秩序容器”“沉默协同域”……
但原像内部对此没有一句回应。
他们不反对被分析，也不热衷被验证。
只维持日常实验进度，不为“被关注”而变调。
而在这种沉默中，原象逐渐向社会释放出一种新的现实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