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待我们的是邓校长，一个戴眼镜的灰白头发的老头儿。还有一个剪着齐耳短发的女老师，爸爸叫她张老师我按照爸爸的嘱咐，对两位老师有点害羞的说：「老师好」。两位老师都笑了，并且给我和爸爸拿了椅子，热情的让我们坐下。那个校长老头儿挺和气的问我多大了，我告诉他十岁了。校长老头儿对爸爸说我上学晚了，晚了两到三个年级。不过也没关系，只要天天坚持来上课，认真学，没问题。必竟是以识字为前提，以后，根据学习成绩看情况再调班级。随后，那个戴眼镜的邓校长和爸爸说，就让孩子先到一年级从头学起，让孩子先做插班生吧。“行，就听您的。”爸爸高兴的对邓校长说。"张老师，你带这孩子到一年二班开始上课吧，虽然已经开课一星期了，你告诉李老师一声，让她下点功夫把这孩子落下的课补上。"邓校长这样叮嘱张老师，我就忐忑不安的跟着张老师去了教室。就这样，在爸爸的关心和坚持下，我上学了。张老师把我送到一个教室，和一个扎了两条长辫子的大姐姐老师说了几句什么，大姐姐老师就让我进教室坐到了最后一排。大姐姐老师轻声对我说：“你来上学晚点了，座位同学们都排好了，你先坐着，等下了课我重新给你安排座位。”我跟着比我小两三岁的弟弟、妹妹们一块上学，从αoe学起，从123写到100，从点横撇捺练习写字，我们还学会了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东方红，国际歌，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我用哥哥们不用的铅笔头，粉笔头学写字。也捡拾同学们不用扔掉的铅笔头、粉笔头写字。只是同学们都不愿意与我坐同位，虽然我比他们大，但我的个子比他们并不高。有几个同学是我们一个胡同的，知道我的秘密，下课就和别的同学讲我的历史。同学们都不和我讲话，更不和我玩儿，好像我们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我习惯了没有朋友的日子，一个人很好。面对来自同学们的议论和不友好的眼神，我早已习惯了，或者说麻木了。每天上课之前，老师一进教室，同学们起立，老师说：“上课。”我们大家就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结交新友那天的体育课，一个女同学跳绳被绳子绊了一下，摔倒后，把腿磕破了。我想都没想就把她扶了起来，老师又让我和另一个同学扶着受伤的同学回教室休息。第二天，在上学的路上，我与受伤的同学相遇。我询问并看了她的伤腿。只是表皮擦破已结了痂，她妈妈给她的破皮处擦了红药水，防止感染。她说谢谢我昨天对她的帮助。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傻傻的笑着，她又说：“我叫红霞，沈红霞。你叫王小丫，以后，就叫你小丫行吗？”“有什么不行的，我小名本来就叫小丫，嘻嘻，哈哈。”我们俩说着，笑着，手拉着手，一路跑向学校。这一天，是我长这么大最最开心的一天。因为，我也有好朋友了。慢慢的，我在学校里又有三个小同学和我成了朋友。而且，她们都是红霞的朋友，因为红霞，她们三个也愿意和我做朋友。虽然我上学了，放学后，离着天黑还早。那时候，学校留的家庭作业很少，或者根本不留作业。我照样背起柳条筐出门，有柴拾柴，有草打草，反正是不能闲着。那天拾柴我见到我的同学沈红霞，她也拾柴，不过是和她的哥哥一起拾柴。她对我说，她不和哥哥拾柴，就没法做饭。每月的煤球只够烧半个月的，她妈妈身体不好，两个姐姐在很远的地方插队当知青。还有一个大哥哥在海南岛当海军。她爸爸在一个不知名的农场上班，一年也回不了一次家。拾柴的是她的小哥哥，大她三岁，她们家一天只做一顿饭，一锅玉米饼子吃两天，省柴、省粮、省事。哇，想不到沈红霞家这么惨。看她白白净净的，以为她的生活会很好呢。她的小哥哥也不多说话，只是低头弯腰捡拾能够烧的柴禾。我和沈红霞一边捡柴，一边说话，晚霞映在天边，一片火红。没多大一会儿，天边的晚霞只剩余晖，转眼已近暮色黄昏。我们各自背着捡拾的青柴回家，村边，不知谁的妈妈，在喊自己的孩子回家吃饭。那扬长顿挫的喊声，像女高音歌唱，又像民族美声。那么亲切、委婉，动听、温暖到心田。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看到，那个被妈妈或者奶奶喊到名字的孩子，不论玩儿的多欢，还是手里玩儿着泥巴，会麻利的扔掉手里的东西，答应着妈妈或奶奶，飞快的跑向喊他的妈妈或奶奶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