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妮把手里的书放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我和爱德华大吵了一架，他真是冥顽不灵。”原来爱德华是真的人见狗嫌，她在心里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但是勉为其难的给自己暂时的老板洗白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交流还是要求同存异…”“他今天对我说，你一个女人，懂什么精密测量？不要因为别人对你的性别优待，就真的以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了。”这话说的实在过分，但是康妮复述的时候还是笑着的，轻声对她说：“我只是觉得很奇怪，女性真的有受到性别优待吗？女科学家反倒是常常因为因为他们的性别而遭遇学术上的不公，从卡洛琳·赫歇尔到玛丽·居里，一直都是这样。”意大利人真的很会。“科学家”这个词浪漫到了极致，带着一种笼统的，神秘的滤镜，像是一个孩子用好奇又单纯的目光打量着这个未知的世界。“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当时的老师就告诉我，女性不适合从事科研。”康妮的语气里有无奈，更多的则是压抑着的愤怒：“这么多年，我不得不承认，女性科研从业者确实没有男性多，受到的歧视也更多。”这位优雅的意大利女士拢了拢自己的披肩，仿佛在感慨什么：“凶手对尚且存活着的受害者说，你没有死，这已经是我们的仁慈。”“真可笑啊。”谢宜珩回过神来，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笑了笑，“希望以后会好起来吧。”她进了自己的房间。出门的时候走得急，她忘了关空调，一进去就连打了三个喷嚏，揉揉鼻子，去浴室洗了个热水澡。吹干头发，擦好身体乳，谢宜珩从行李箱里找出安眠药，掰了一粒吃了。在床上的时候她查了一遍邮箱，给莱斯利发邮件，讨论了一下明天工作的内容，解释了噪声探测仪被摔坏的原因，并且非常诚恳地表示自己愿意按照原价赔偿。坏脾气的爱德华现在算她的顶头上司，她也抄送了爱德华一份。爱德华下面一个联系人就是裴彻，他发来的最后一封邮件是昨晚的，提醒她今天早上九点和爱德华见面。她和裴彻的交流，其实都是一些七零八落的小事，甚至一半的邮件都是裴彻在提醒她不要迟到。这个理由很正当，她从来没有意识到爱德华的助理其实是罗伯特，而正牌助理罗伯特从来没给她发过任何邮件。被子和枕头都足够柔软，足够蓬松，人一旦陷进去就不想出来，满身的倦意像是尸体里残存的血液，沉积在身体的底部。谢宜珩躺在一团轻飘飘的云里，脑子里是一团浆糊，她自己也搅不清楚。手机又响了，是亨利。“路易莎，莱斯利跟我表扬你了，他说你很聪明，今天做信号归纳的时候也很认真。”仿佛自己的孩子被老师狠狠地夸了一顿，亨利自豪的不得了，一连串问题如同竹筒掉豆子一般问出来：“你和莱斯利相处的怎么样呀？爱德华今天有没有骂你？康妮跟我说她和你一起住，你和她住的还开心吗？”老教授的语气太过温柔，她一下没忍住，丢人地冒出个鼻涕泡，赶紧爬起来拿纸巾擦掉，闷闷地说：“莱斯利对我很好，爱德华也没有骂我，康妮是苏黎世理工的物理教授，她很照顾我。”她把自己的情绪掩饰得很好，亨利笑得开心：“好的，等你回加州，我应该也出院啦。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吃法餐，我请客。”“好。”老教授翻来覆去说的总是这几句话，她都快要能背下来，但是她还是乖乖地听着，然后和亨利说再见。她住的不高，在四楼，因此楼下的露天酒吧的喧嚣声听得很清楚。今天晚上放的是donclean的《vcent》，是很老的歌了，比她还要大上十几岁。donclean的歌声深情又压抑，仿佛他就站在她面前，向她低声倾诉着梵高不为世人所理解的苦闷。吉他的伴奏静静地流淌着，仿佛融入到了后印象派的画里，和梵高画里流动的线条一起无声地呐喊着。二十六岁的时候，她在西海岸的哥伦比亚河，收到了十六岁的时候，在波士顿萧瑟的冬夜里那份渴望至极的道歉。两个地方之间隔着四个时区，隔着七百多公里的直线距离，隔着高耸的科迪勒拉山脉和密西西比河。她只是更难过了。“whatyoutriedtosayto”“andhowyousufferedforyoursanity”裴彻不知道她到底有多难过，她到底经历过什么。他想用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把旧事一笔勾销，就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像是两人这几日的相处，心照不宣地粉饰着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