缄默保持了很久，久得她以为北极的极夜都要过去。谢宜珩哑着嗓子，很小声地说：“妈，你能不能回来？”…电话那头还是那个谢宜珩，她竭力压着自己的声音，很小声地说：“妈，我想回来。”前后呼应，像一个不成文的巧合。谭向晚心里发怵，她一下子慌乱起来，却知道电话那头的谢宜珩比自己更慌乱。她平复了一下心情，温和地说：“好，我这周末在家呢，你什么时候回来呀？”谢宜珩沉默了许久，慢慢地说：“不知道。”虽然谭向晚并不能被称为一个合格的母亲，但她意外地会哄孩子。她让谢宜珩乖乖坐车回酒店，洗一个热水澡，然后让客房服务拿一杯热牛奶上来。谢宜珩喝了那杯热牛奶，把房间里大大小小的抽屉柜子全部翻了一遍，最后在自己的床头柜抽屉里找到了很久之前姜翡给她的那板安眠药。说起来其实并不久，满打满算也只有三个礼拜。她安静地看着无边无际的夜色，晚风中已经有萧瑟的秋意了，斜斜的雨丝打进来，吹得她脸颊湿漉发凉。远处有闪烁的光点，或许是哥伦比亚河上的某艘渡轮的信号灯，或许是西雅图市中心的某块闪烁的霓虹灯牌。那些光点越来越近，明明灭灭地跳动着。像是身处在五维的空间里，时间被具象化了。过去的场景密密麻麻地罗列着，焦距突然呈倍数的增长，镜头被拉到无穷远的地方，最后眼前的场景模糊成一卷冗长的，未完的黑白胶片，以此告诉女主角，镜头不能停在这里。她可以慢慢地走，但是她不能回头，不能停下。她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发现指尖沾满了亮晶晶的水渍。雨水和眼泪混杂在一起，温热的，潮湿的，汹涌的。康妮还在客厅，谢宜珩只是丢人地捂住嘴巴，不让呜咽声发出来，却忘了人体内的骨骼可以进行骨传导，把抽噎的声音成千百倍的放大，声波引起颅骨的震动，回返往复地身体里一次次地反射，整个人脑袋里都是嗡嗡的，像是站在了耶路撒冷的哭墙前，无数的信徒悲怆恸哭。…第二天谢宜珩很早就起来了，乘了两个小时的出租车到了西雅图机场。西雅图又在下雨，还是灰色的阴霾天，云低低地压了下来，像她第一次来的时候的样子。时差真的是很奇怪的东西。她离开西雅图的时候是八点，又坐了五个小时的飞机，到多伦多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在飞机上她又吃了一片安眠药，一路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到了多伦多的时候，多伦多居然也在下雨，她出了机场，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黑皮肤的德国人，说起英语来的尾音短促又生硬，见她只背了一个包，好奇地问她：“您是来多伦多的游客吗？”谢宜珩摇摇头，说：“不是，我在这里生活过八年。”司机了然地点头。她看向窗外，红白相间的街车叮叮当当地开了过去，这个街区是多伦多的小意大利，临着街的店铺酒馆都是西里诺曼式的风格建筑。谢宜珩盯着通讯录里的一串数字踌躇了许久，最终还给辛西娅打了电话，礼貌地问她明天上午有没有空。辛西娅是她的心理医生。她第一次见辛西娅还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当时亨利看她的精神状态实在不好，问她一加一都能说出三来，于是建议她去接受心理干预。心理干预是潜移默化的，漫长的治疗过程。谢宜珩当了辛西娅四年的患者，最后这个和蔼的白人老太太告诉她，她已经不需要额外的心理干预了。话虽如此，但是谢宜珩还是日复一日地觉得生活无望，最后辛西娅给出的建议是换一个环境，尝试着接触一些新事物。然后她去了加州工作。自从谢宜珩离开加拿大之后，辛西娅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这位病人的电话了，她有些微微的诧异，问道：“路易莎？我明天上午是有空的，你要预约吗？”谢宜珩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街头涂鸦，神思恍惚，说了好。谢准回巴黎去了，家里只有她和谭向晚两个人。阿姨热情地端出来了整只烤春鸡，谢宜珩本来也就不饿，草草吃了几口就上楼去了。…她只开了一盏壁灯，昏黄朦胧的灯光洒满了房间，床头柜上放着她的香薰机，氤氲着栀子和晚香玉的味道。之前谭向晚替她找充电线的时候看到了她包里那板白色的药，毫不犹豫地没收了。等谭向晚练完了瑜伽，板着一张脸上楼来问她：“怎么又开始吃药了？”谢宜珩把手机一丢，头蒙在被子里，配合地打个了表演性质极强的呵欠，说：“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睡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