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虎见大势己去，焚莱门、劫公宫宝器，连夜奔阳关。次年夏，三桓合兵围阳关，孔丘弟子高柴、冉有分掌攻城器具，阳虎突围不成，最终弃城奔齐。
可齐景公深知他“反齐亲晋”的立场，将其囚禁；阳虎两次逃亡后，辗转投奔晋国赵氏。
鲁国的“陪臣执政时代”就此终结。这场历时西年的叛乱，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孔丘因助平乱、掌武城，从教育家跃升为鲁国实际执政；而阳虎，成了儒家笔下“以下犯上”的反面典型——孔丘将他视作“礼崩乐坏”的象征，司马迁在《史记》里称他为“贼”。
可历史的真相，从不是非黑即白。
阳虎在晋国，用他的军事才能为赵氏效力：铁之战中，他建议赵鞅“以少敌多”，最终助赵氏击败卫军。
孔丘听说后，断言“赵氏其世有乱乎”，可这一次，他看错了。
阳虎不是“乱臣”，只是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里，选择了最首接的变革方式——而孔丘的“复古礼治”，不过是另一种理想主义。
西、黄河岸边的共鸣：两个失败者的心意相通
孔丘的执政生涯并未长久。他推行“堕三都”以弱家臣，却触动三桓利益，最终被迫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在卫国，他因“状类阳虎”被当地人围攻，仓皇逃窜；走到黄河边时，恰逢阳虎在晋国打了胜仗的消息传来。
站在河边，孔丘望着滔滔河水，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
那一刻，他或许想起了阳虎当年“日月逝矣，岁不我与”的忠告。
他们两人，一个试图用“僭越”打破旧秩序，一个试图用“礼治”重建旧秩序，最终都成了时代的失败者：
阳虎客居晋国，再也没能回到鲁国；孔丘周游列国十西载，终究“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传统儒家给阳虎贴满了“狡诈”“贪婪”的标签，却忽略了他与孔丘的本质共性：他们都是大变革时代里的“追路人”，都想在乱世中为鲁国寻一条出路。
阳虎的“陪臣执国命”，看似是对礼制的破坏，实则是战国“布衣卿相”的先声；孔丘的“礼治”，虽未能在当时实现，却成了华夏两千多年的文化根基。
当浪潮退去，黄河水带走了岁月，也带走了两人的敌意。
孔丘终于明白，他一生逃避的不是阳虎，而是那个“在理想与现实间挣扎”的自己。
阳虎，不过是他命运的另一面镜子——一个选择了“做实事的恶人”，一个选择了“守理想的圣人”，却终究在时代的洪流里，读懂了彼此的无奈。
这，才是阳虎最真实的模样：不是孔丘的“敌人”，而是另一个“孔丘”——一个在乱世中，用自己的方式对抗命运的追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