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军事风险
具体危害：昭公以郓邑为基地，背后有齐人撑腰；若放其入城，齐军可借“护君”名义驻防曲阜外郭，鲁国防务被齐国掌控
史料依据：《史记?鲁世家》“齐景公欲以兵纳昭公，三桓恐，闭城门距之”
3、财产风险
具体危害：昭公出奔后，三桓己将公室苑囿、采邑（如曲阜近郊之田）划入私产；君回第一件事必是“反邑”（收回封地），经济利益瞬间蒸发
史料依据：《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季氏取公室之郓，孟氏取成，叔孙氏取郈”
4、先例风险
具体危害：若“逐君而不遂”仍能平安收场，家臣、士卿会效仿“逐卿”，三桓自身将成下一批被驱逐对象（如后来阳虎之乱的伏笔）
史料依据：《国语?鲁语下》“季平子谓诸卿：‘今日纵君，明日纵我’”
（二）季平子的“绝对话语权”：三桓合议实为“季氏独裁”
三桓表面“合议”，实则季平子掌控最终决定权，根源在实力与制度的双重优势：
1。实力碾压：自季武子“西分公室”后，季氏独占24军赋，叔孙、孟氏各占14；且季氏长期把持司徒（掌民政）、司空（掌工程）要职，实力≈叔孙+孟氏之和（《左传?昭公五年》载“季氏尽征之，叔孙、孟氏取其半”）。
2。制度垄断：按鲁国惯例，三桓议事需“司徒盖印”方可颁令，而季平子本人即为司徒——只要他不签字，任何“迎君”诏令都出不了曲阜（《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仅记“季孙使大夫帅师城郛”，不提叔孙、孟孙发令，印证其独断）。
3。年龄与亲政优势：前515年季平子约55岁（政治巅峰期），孟懿子（18-20岁，未亲政，靠家老仲孙泄代办）、叔孙成子（22岁，刚继位，内部不稳）均无话语权，进一步强化“季氏拍板”格局。
关键矛盾：昭公曾于前517年启动“长府之役”（伐季氏），且拒绝季平子三次求和，首接冲击季氏生存底线——对季平子而言，“迎昭公”等于“养虎为患”，绝无妥协可能。
三、国际困局：晋、齐、吴为何“坐视昭公流亡”？
昭公曾寄望齐、晋“霸主援救”，却因列国博弈与“卿族联盟”落空；而吴国的崛起，更间接堵死了他的归国之路。
（一）晋不助昭公：春秋版“跨国寡头联盟”的背叛
晋国六卿与鲁国三桓早己形成“大夫联盟”，利益深度捆绑，绝无可能帮昭公“复辟公室”：
1。婚姻网：亲戚即同盟
三桓正室多为晋六卿之女（季平子娶范鞅之女、叔孙昭子娶赵武孙女、孟孝伯与韩起互换宗女），继承人既是鲁卿之后，也是晋卿外孙，双重政治保险（《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国语?晋语九》可证）。
2。财政链：贡赋即干股
鲁国“三分公室”后，三桓将所收军赋首接对口晋六卿（季氏输粟帛给范氏、叔孙氏贡铜盐给赵氏、孟孙氏输工匠给韩氏）；作为回报，晋六卿在黄河渡口、盐池给三桓“免税仓”，年互市利润达“十万钟”（《史记?货殖列传》）。
3。军事互助：勤王即勤卿
前519年范鞅助季平子伐费邑、前517年赵鞅私函“晋唯大夫之命是从”、前505年晋卿助平阳虎之乱——晋六卿实则是三桓的“私人保安”（《左传?定公元年》载晋卿宣言“鲁之政，自季出，晋唯季是听”）。
昭公的误判：前514年赴晋时，他误以为“六卿内斗（范、中行危局）+晋侯霸主招牌”可破局，却不知六卿早己因“利益捆绑”达成共识——收季氏重金后，连“合法性”都愿出卖，昭公的“礼法王牌”彻底失效。
（二）齐不助昭公：吴国崛起的“战略牵制”
前515年公子光（吴王阖闾）弑僚自立后，吴国为“合法化政权”与“报楚仇”，迅速与晋结盟（前515年九月晋吴会盟），并开始伐楚灭徐（前512年灭徐），成为中原大国的“新关注点”：
?齐景公晚年需应对吴国的潜在威胁，不愿为“送昭公归国”与三桓彻底交恶，以免背后受敌；
?晋国需吴国在东南牵制楚国（主要对手），也不愿在鲁国问题上耗费精力——两国对鲁的“干预优先级”骤降，给了三桓“化解外部压力”的窗口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