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一年级起，我们每星期看几场电影，这成了我们的习惯与爱好。我们通常一次买西张票——张崇棣、洪丕柱、沈大钟和我。沈大钟是我坚持要为他买的。买好后，我们三个人再去兴国路他的家，替他送去。
1956年秋，在“双百”方针指引和感召下，三十年代的电影陆续解禁了，这引起了我们极大兴趣。
记得我们看的第一部电影是：《马路天使》，由赵丹、周璇主演；第二部电影是：《十字街头》；后来又陆续看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风云儿女》等。老电影一部接一部地放映。接着，文化局又适时举办外国电影周。比如：“亚洲电影周”“法国电影周”“意大利电影周”“墨西哥电影周”“巴基斯坦电影周”。再早一点有：“印度电影周”。至于那首“流浪者之歌”，几乎唱遍了全上海。
这买票一事，由我来承包。我向陈逸诗借自行车，他一口答应。之前我说过，他是越南华侨、学生会干部、一位德才兼备的优秀生。我只要开口，他没有不答应的。期间，我还买球票，看球赛。兴趣多多，不亦乐乎。
1957年3月，我因写了一篇作文，经语文老师在高三年级朗读并推荐，负责校刊主编工作的张子硕为此找过来，问我道：“你是叫姚凯文吗？”
这时，我的两个保镖张崇棣、洪丕柱见状立即跳出来，问：“你找姚凯文有什么事？”
张子硕连忙回答说：“不要误解！我想聘请他担任校刊编辑。”
这么好的事降临，我当然一口答应了。
于是，除了读书学习之外，我又多了一项任务：校刊体育版编辑。我经常去体育场看各项体育比赛，然后回来写报道文章。如此，在校内外看球赛，成了我们三人的爱好。
1957年，我们的校队特别棒，得了上海市中学生篮球赛亚军。冠军当然是南洋模范中学，因为这是他们学校的传统强项。
记得最后决赛时，我校以75:85十分之差败于南洋模范中学。虽然屈居亚军，但这己是延安中学70年校史中成绩最佳的一届了。
我和张崇棣、洪丕柱当然是座上客。当时票价不过五分钱一张。翌日，我便写出报道文章。
张崇棣家住在美丽园，上海戏剧学院就在他家附近，所以他常常买戏剧学院毕业公演的票子给我们看。
1956年这一年，我们看过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票子就是张崇棣买来的。
1956年6月20日，苏联太平洋舰队访华，一共来了两艘兵舰，一艘叫：“智谋号”；一艘是“启蒙号”。当天晚上，苏联水兵与上海人民搞联欢。我和张崇棣、沈大钟、洪丕柱等西个人向外滩走去。
因去晚了，在九江路一带被维持秩序的警察拦住。我们好说歹说、口若悬河，大谈中苏友好的伟大意义。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对方竟被我们说服，放我们过去了。
此时，外滩有百万游客，拥挤不堪。途中，我们与沈大钟走失。三个多小时后，又在人流中相遇。西个人因此激动地相互拥抱，亲热异常。当联欢结束时，己是天亮。青少年时代这动人的一幕，永远使人难忘。
第二天，《新民晚报》报道说：“在6月20日这天，上海有两个新生婴儿降生，这两个家庭的父母为记住这难忘的一天，分别给新生儿取名为：‘智谋’与‘启蒙’。”
此为中苏友好蜜月期也。
时光飞驰，从那时起，一个甲子过去了。如今，1956年6月20日出生的这两个人现在己到了退休年龄。真是岁月无情，青春无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