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局报到的第二天，即：1961年9月2日，我去“六十一中学”报到了。
接待我的是教导处副主任汪国浩和大队辅导员陈振川，和我同去报到的还有生物系的杨倩颖。她25岁，己婚，有一个孩子，大概是在大学时代结婚的吧。
汪国浩对我说：“姚老师，你的工作是教初一两个班语文，并做初一（8）班的班主任。”我爽快答应了。
汪国浩又对杨倩颖说：“杨老师，你教初二生物，兼政治课老师。”
因当时政治老师人手不够，杨倩颖听罢此话当即表示反对，给领导留下第一印象并不佳，有点讨价还价味道。所以这以后，六十一中学并不怎么重视她。
赵恩隽老师有一次在大会上公开批评她说：“做班主任有利了，她就做班主任（指有津贴拿），做班主任没利了，她就不肯做班主任了。把‘班主任’当帽子抛来抛去。”
其他老师听了这话哄堂大笑，而杨老师被弄得尴尬万分，哭笑不得。
再说说我心目中的杨老师，即：杨希良。她有姣好的面貌，女人味十足，青春的热情洋溢。她父亲为她取了一个男人化的名字。由此可见，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个“老学究”。
我心中委实放不下的就是杨希良，特别是在常熟路书店相处的半小时，此时无声胜有声。而在教育局报到时，她站在我面前故意叫道：“啊！培明中学，我一点也不喜欢！”
那有意做作的一幕，更令我难忘。到底是女孩子比男孩子细心得多，不是吗？
我每天心中都想念着杨希良，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程度。整天考虑怎样与她取得联系。打电话吧，没有胆量、闯她学校吧，更没有这份勇气。唯一的办法便是写信了。
我写了一封求爱信寄到培明中学，信中追述了在那家旧书店邂逅的故事。
我在信中没有写下约会见面的时间，也没有找出一个借口——一个最恰当、合情合理的借口。比如，新教师上课比较困难，可以一起备课。到学校，到家里，均可以。可惜我写的是求爱信，叫她如何回信？
信寄出后，没有回音。如同石沉大海。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把这件事给忘了。虽然不痛快，不过两面之交，毕竟没有深交过，只好算是一段错过了姻缘罢了。
到底是女孩心细。机会来了。有一次，区里开青年教师大会，大概是纪念“12·9”还是什么教学活动吧，反正活动名称我己忘了。
大会结束以后，杨希良拉了一位师院同学——卫星中学的周信康过来。周信康是和我们一同备课的。当时另有西所学校属于一块。即：六十一中学，新群中学、瑞金中学、成都第二中学、卫星中学，以我们六十一中学为首。
五个学校是一块备课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必须参加。所以，我与周信康老师每周能见上一面。周老师己婚，在卫星中学也是业务尖子。
周老师向我介绍说：“这是培明中学的杨希良老师。”
“杨老师”。呵呵！杨希良，你是多么有心机的一个女孩啊！
我因给她写情书得不到回信，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
现在，她来到我面前，我却有些不知所措。如果当时灵机一动，回答说：“今后每星期天我们三人一道备课吧！”不是一切都解决问题了吗？
但是不！我没有反应！我红着脸！我呆若木鸡。
我羞于启齿。我只是机械地点了一下头，此事便没有下文了。
杨希良，我对不起你。想你，爱你，却不敢主动表白，我不是一个真正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