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秋夜来得比往年早，晚风卷着法桐叶在校园里打旋，路灯昏黄的光把人影拉得老长。晚饭刚过，宿舍楼下突然响起急促的哨声，紧接着是教导主任的声音，裹在风里有些发颤：“全体师生立刻到操场集合，收听重要广播，传达党中央最新文件！”
脚步声瞬间填满了校园，同学们攥着衣角互相交换着眼色，连平日里最爱说笑的几个男生，此刻也把话都咽进了肚子里。
操场中央的大喇叭蒙着一层薄灰，在夜色里像个沉默的巨兽。等所有人都站定了，电流的滋滋声先响起来，随后是清晰而庄重的语调，一字一句钻进每个人的耳朵里——新文件的核心很明确：高中生范围内一律不准划“右派”，但中专生不在此列。
我僵着的身子突然软了半截，后背上的冷汗顺着脊梁往下滑，攥紧的拳头慢慢松开，连呼吸都跟着轻了。原来人在绝境里松一口气时，是会觉得眼眶发涩的，我望着天上模糊的月亮，只觉得压在心头多日的石头，终于“咚”的一声落了地。
可这份轻松没持续多久，年终品德评语发下来时，那张薄薄的纸片几乎要被我捏破：“该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认识模糊”——短短十西个字，像根冰冷的钉子，把我未来的路钉死了。我知道，这句话足够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处处碰壁，那些曾在梦里闪着光的名牌大学，从此成了遥不可及的星。
只是少年人心底的火苗，哪会那么容易熄灭。
即便知道希望渺茫，我还是揣着课本，在1959年的夏天往南阳路跑。
南阳公园里的老槐树撑开浓荫，我把书摊在石桌上，一边啃着知识点，一边听树下的老人们讲历史故事。他们说楚汉相争，说唐宋风流，那些遥远的故事混着蝉鸣飘进耳朵里，竟让我觉得，或许梦想还没完全凉透。
有一次，讲故事的老人忽然讲到武夷路的轶事，这勾起我对武夷路85号那幢洋房的回忆，我小时候在那里生长过。只是后来祖母以60根金条将那幢洋房卖了。我说过，那是一条极为幽静的弄堂，邻居都是赫赫有名的高级知识分子。
比如隔壁杨家，我后来在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上海《联合时报》合办的“我爱上海”征文中，拿了一等奖的《五童之恋》里，曾写过“为之放羊的杨太太”，她的丈夫杨宽麟，是上海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也是受人尊敬的教育家，每次见到他，都能听见他温和地跟我们这些孩子打招呼。
还有隔壁胡家，主人胡敦复是上海大同大学的校长，他的儿子胡旭光是我父亲的小学同学。后来胡旭光去了台湾，成了“国防部”联络局长，戴着中将军衔，还做过蒋经国的军事秘书。1979年中美建交后，他又成了台湾驻美联络处的首任主任。胡旭光的三弟胡法光，现在定居在香港，是“香港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还是“香港体育总会”会长，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夏风习习，浮想联翩，往事记忆犹新。这也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长的一次暑假：从5月11日到9月12日，长达西个月时间，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