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几个铁汁询问大明朝的财富分配问题。这其中两个观点。一个是：知道勋贵富裕，但一直想不通他们为何富裕，明朝到底有多少金银。另一个持怀疑态度：文臣从来不说勋贵有钱，也不见有文臣说他们贪墨，可见他们没权，也没钱。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这的确是个疑惑。但对了解的人来说，这就跟草原人会骑马、平原人会种地一样，是个常识。不只是明朝，历朝历代的财富分配原则都一样。的确，我们看到的地方志，或历史，都在说某个文臣身家丰厚，说士大夫大兴土木，留下大型庄园。好像封建社会，有权就有钱，有多大权就有多少钱。倒也没明确的贬义，就是下意识。这样的观点，不是对‘财富’有误会，而是对‘权力’有误会。对史册本身的阅读理解有误会。史册，记录的是‘名’，不是富豪榜。文官有权就有钱，武勋没权就没钱？历史从未有这种定义。严肃一点，您说的‘权’，那不叫权，那叫‘官’。士大夫不是有权，是有‘职务’，是暂时的，换个人，照样拥有那个官职的权力。武勋不是没权，是不能有治权，人家是超品地位，世袭的，与士大夫不在一个层级。权力场的事，映射在百姓身上，从百姓视角看，自古有两种人：一种靠扬名而活，一种靠隐名而活。您意会一下这两种人。封建文臣呢（治世之臣），就是靠名声活，没有名声什么都没有。封建武勋呢（社稷之臣），天生特权，就是靠里子活，他们不仅不需要名声，还会下意识隐匿自己。文臣若想展示自己的富贵，必须有对应的地位，必须有对应的名声，这才能保住财富，否则亮出来就是祸害儿孙。那些‘光明正大’搞工程的士大夫，大吹特吹，是为了塑造财富的正当性，是在帮儿孙保住财富。他不想招摇，但也不得不招摇。封建武勋呢，无论哪一朝，都是天生特权，《明律》之类管不着他们。已经是特权了，人不能给自己招黑啊，不需要招摇。在他们生活的当代，天下每个人都习以为常。没必要在史册中记载常识。史册中若说：勋贵有钱，就像我们现在说：富豪有钱。这种事需要记录吗？百姓对他们的称呼，已经说明一切，身份地位就在那里，富贵才正常，不富贵就不正常了。人家祖上开国的时候生生死死拼杀，国家都是人家的，寒门读两本书就想骑人家儿孙头上？想啥呢？哪朝哪代也没这美事啊。真出现就乱套了，皇帝一定换人，谁跟你混啊。再一个，文臣没事找事，说武勋富贵，这不是夸人，这是找抽，好好的活着不行吗，去惹他干嘛。武勋弄死文臣，他都不会有大罪（真的弄死，不是放空话），你能把他怎么样？就算他丢爵了，他儿子还是爵爷，你儿孙不活了？您还指望皇帝是正义的化身？指望皇帝主持公道？人家与武勋才是一体的好不好。这就是您对权力的误会。文臣的权力，来自他的官身，丢了官，屁都不是，必须用名声来保官身。武勋的权力，是天生的，名声对他是累赘。法理上，武勋家里的孩子落地，就比进士地位高。这…这怎么比？武勋的圈子，天生就不需要嚷嚷，沉默才是本能。百姓的世界，能管士大夫的是律法，能管武勋的却只有道德。特权阶级啊。（用我们现代人的思维看，士大夫也是特权阶级，但道理一样，封建社会，武勋就是特权上的特权，相对特权永远比士大夫高）无奈，残酷，现实。士大夫靠名声传承财富，武勋靠沉默传承财富。武勋的富贵，只能从别的方面印证，比如多尔衮从南京武勋家里搜刮了江南一半财富。再比如，京城的武勋管理皇帝八百万亩皇田，皇帝却在穿补丁，李自成可是从武勋后戚家里搜刮了将近一亿白银啊，皇帝却连一万都没有。这是明朝，您再看看宋朝，士大夫够富了吧？他们依旧没有将门富，根本不是一个量级。杯酒释兵权，用什么释？真用酒释？不会有人信吧？田产、房产、金银，以及地位保障啊，说到底还是特权，家传免死金牌，人家不怕律法。累财钜万，这个成语独属于宋代武勋，钜万本是万万、极多之意，宋人用来形容石守信、王申琦、高怀德等武勋后代的财富。隋唐没法说，门阀世家，又文又武。秦汉更不用说，贵族治世，文武一家亲。武勋贪墨，史册需要说吗？不需要啊。一来他们贪一点才正常，二来武勋不造反就是皇帝的好孩子。你搞倒武勋，其他人会抱团反击，离心离德，发愁的是皇帝，发愁的是朝廷。大伙仔细找找，那些头铁的士大夫，对武勋开炮的文臣，最后都免不了倒霉。因为他们官职拥有的权力无法收尾，动摇武勋，就是动摇兵事，动摇国防，就是动摇皇权，进而朝臣集体补窟窿。这种文武点对点厮杀的波折，根本不应该出现。你痛快了，所有人跟着倒霉，必然会被惩戒、清算反噬。哪朝哪代都一样，不止明朝。换张皮而已。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社会规则、社会常识。治世之臣与社稷之臣。士大夫掌握舆论、拥有面子，武勋掌握财富、拥有里子，封建王朝啊，不是白叫的。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能保住财富的，永远是特权。您不能用当下的法治社会思维，去理解封建社会的权力财富分配逻辑。就这么简单，没有太多为什么。：（）锦衣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