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千琅不常做梦，更不怎么梦到18年。
可能是喝了太多酒，她反常地梦到那一年的夏天。
18年六月底，谢千琅从辅导员的办公室拿到了自己的证书。
辅导员看着这个曾经优秀的学生，叹了口气，递给她一张班里的学士服合照。
谢千琅看着照片上大家各自鲜妍的笑容，哑声说了句“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出了门，缺了她的毕业照就被塞进了垃圾桶里。
学位证和毕业证都灰蒙蒙的，跟谢千琅这会儿的心情差不多，她最后一个拎着行李告别空荡荡的寝室。
搬家纸箱堆在楼下，谢千琅叼着根儿棒冰，百无聊赖地看着电影学院里年轻漂亮的男男女女，很多穿着学士服的毕业生在拍合照，笑容灿烂得让人嫉妒。
他们好像都有自己明确的目的地。
除了谢千琅。
她迷茫地想起自己最近看过的一本书。
失去妻子的异国出租车司机，在大城市里拉客奔忙的间隙，一遍遍重复听着妻子留下的普通话教学磁带。
每听一遍，他都跟着重复：我的座位……在哪儿？
北京这么大，谢千琅也不知道自己的座位在哪儿。
在毕业这一年，谢千琅的生活以一种摧枯拉朽的态势向下滑落。
先是五月中旬，提交完毕业论文只等答辩，她跟朋友约好要一起去南法旅行，给家里打电话报备的时候，一向风趣幽默的老爸声音里有着深深的疲惫。
“千琅啊，你先回家一趟吧。”他这样说。
人在面对危险时会有一种野生本能般的动物直觉。
谢千琅从接到电话那一刻起的惴惴不安等下了飞机推开家门那一刻，靴子落地，猎枪击发。
谢巍坐在沙发上，面前的烟灰缸上堆满了烟头。千雯瑛捂着脸坐在旁边，听到开门声抬起头，露出一双哭得通红的眼。
“怎么了这是？”谢千琅手足无措地把包甩到一边，去抓妈妈的手。
“我和你爸工作的公司出事儿了，”千雯瑛一开口，眼泪又止不住地从干涩的眼睛里滚落出来：“老板跑了，钱兑付不出来了。”
谢千琅从高中起就对数学相关的东西不感兴趣，只知道父母在她初中时从银行辞职，开始在理财公司工作。
他们收入很高，把谢千琅养得像个骄傲的小孔雀，她在北京读书，从来没有为消费发过愁。
“什么意思啊，”她惶然地看着爸妈：“兑付不了是什么意思啊？”
后来她知道，爸妈这么多年的积蓄、家里老人的养老金、亲戚因为信任而投进来的钱、爸爸因为投资激进上杠杆抵押的房子……都在这场无声的暴雷里化为了灰烬。
谢巍和千雯瑛作为理财经理，成为了投资暴雷的客户能直接归责的人。
把家里剩下的资产卖的卖，抵的抵，还差七百多万的外债。
几乎每天都会有人来家里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