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在码头工作的那间公司隶属于联合工会，这个可说是战后在香港最得势的庞大体系，主要由全港低下阶层的工人组成。
每逢新春年卅晚工会都在多个地区设下团年饭宴，席上有八成以上都是旗下的贫苦工人。
手臂筋骨似铁，大块肉大杯酒的狼吞虎咽，开口闭口都是“操你妈”、“鸟事干”的脏话横飞。
他们是那种读书少，脑袋只有女人和赌博的悲哀工人。
这年我爹照样带同我妈和我一同出席。
每次出席这种聚会每个人都只会把注意力集中放在我妈身上。
除了身为儿子的我之外，他们也惊讶于我爹有何德何能娶得这个妻子。
在数百双贼眼下我能做的只有站在我妈身旁，不让他们轻举妄动。
说起来，为了保护我妈也是我会出席这种低等聚会的惟一原因。
我爹吗？
试问我怎能信任一头落魄的狗能保护主人？
除了我妈外，席间最显得格格不入的可算是我。
尤其当我年岁愈长，身上便愈是散发出特殊的光芒。
这件事我知道，在场的每一个人也知道。
就像长在犀牛头上的角那么明显。
可是我懂得把这种光芒收放，尽量把自己融入现场的环境中。
跟男人们碰杯对饮或大声猜拳也是我的技能。
如果连这么简单的场合也应付不了就遑论将来怎么在社会中打滚发迹了。
夜间在室外排了数十张圆台子，冷风飕飕，众人都窝在炉前吃热腾腾的菜肴。跟我们同台的有两家人。
一家姓郭，由五人口组成；另一家姓何，夫妇连儿女共四人。
姓何的男人是我爹的同僚，在同一家公司当苦力。
他妻子约四十岁，中庸之姿，却打扮得花枝招展，用廉价的衣服配搭得鬼五马六，十度低温却穿了一条麻布短裤，也不怕生冻疮。
他们的大女儿十八岁，是常见的工厂女孩，头上紥了孖辫，样子也不怎么样。
儿子十岁，看上去笨得无药可救，鼻子下经常流着两行鼻涕。
我身边坐着的分别是我妈和何太太。
因为天气太冷，我经常往我妈那边挤过去取暖。
我一边用右手拿筷子夹食物，一边把左手伸进妈的外套里，搭着她的腰。
妈有时会轻声问我是不是很冷，或替我拉一下衣襟之类。
我喝着杯中的酒淡淡摇头，却不把手缩回。
吃完了第一巡，大家也在呶呶嚷嚷的闲话家常，说“冷得要命啊”、“公司下个月会走哪一条水线”之类的。
我似听非听的坐着，手上只是不断在吃妈的豆腐，有时装作不小心的碰了碰妈的奶子，然后马上安安分分的抽回。
正在摸得高兴时，台下有一条腿搁在我的两腿之间，压住了我的肉棒。
不用看我也知道这是何太太在搞鬼，除了她没可能有人能在这方向把腿放上来的。
我斜眼看着她的脸，她正眼望前方，一脸热心地听着众人说话。
我搔搔眼皮，燃起一根烟，暂时没理会她。
不久她的腿开始撩动我胯下，像母狗发情似的哀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