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去医院，也没去校医室。
前者不去，是因为我没什么钱了。后者不去，纯粹是因为每次去，校医都要因为我的伤势不轻，给付秋白打去电话。
不过我有自己的医务室。
学校的文体馆有间长时间没人用的空画室。
我有次被吩咐去搬东西，拿到钥匙后留了个心眼配了把一样的，那地方就成了我放各种跌打损伤药的窝点。
正值下午第二节课上课的时候，文体馆大概率没什么人。
我抱着脏了的衣服，摸到画室门口，把钥匙插进了锁里。
下一瞬，我意识到门锁是开着的。
我有些纳闷，我记得上一次走的时候，我关好了门。
大概是又有谁从里面搬东西出来了吧。
我这么想着，推开了门。
熟悉的陈腐气息没有扑面而来，我记忆中阴暗的画室仿若翻了新。
坏了的桌椅被挪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立起来的画架。又破又脏的窗帘被换掉，纯白色的帘布挂起，遮拦了半边开着的窗，显得画室的色调白净而清冷。
画架的中间坐着个人。
他整个人安静，疏离，冷漠。
可他面前的画却红黑交加，色彩明艳。抽象的图形，让我联想到曾在这个破旧画室角落捡起的一本插画集上的撒旦。
他没注意到我推门而入，或者说，他注意到了，可他不想管，也不在乎。
透过另半面未遮住的窗，下午四五点钟有些泛黄的光打在他身上，剩余的打在我脚边。
我拖着浑身是伤的身体，站在离他七八步以外的距离。衣服是脏的，人也是脏的。
而他端坐在那里，校服洁白又一板一眼，骨节分明的手，上面星星点点沾着斑驳颜料。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
但只一眼，我便知道他是燕鸣山。那个别人嘴里、痴迷着的、恨着的、嫉妒着的，也得不到的燕鸣山。
我便知道，我想跨过这七八步的距离。
要么弄脏他，要么弄脏他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