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之后，毕自严终于完成了对山西一案中收缴银两的详尽统计，其数额之巨，竟高达五百三十六万两之巨！。。。
而崇祯朝之大明，一年之税收，尚不足四百万两，此等蛀虫之祸，实乃触目惊心！
然，此仅冰山一角。据户部与礼部联合呈报，福王名下良田初步估算已逾六万顷，更甚者，其后续又兼并三万顷，其财富累积，竟逼近三千万两之巨，这几乎是大明近八年税收的总和！
福王府之奢华，尤为骇人听闻，其修建之初，便耗资八百万两，而后又不断添置奇珍异宝，奢侈无度。
扬州至安徽的杂税、四川的盐税，数十年间，皆成福王囊中之物。
此等明面上的财富已令人咋舌，而温体仁正紧锣密鼓地追查其私下藏匿的财产，此等任务，非一月之功可竟，但温体仁只需紧握福王之劣迹，便足以掀起一场风暴。
当崇祯帝得知这位亲王之财富远超自己，心中不禁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愤懑与委屈。他深知，此等贪腐之风，若不严惩，大明江山将危在旦夕。
于是，他下定决心，誓要将福王作为突破口，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大明宗室，凡有贪腐者，皆难逃法网，崇祯帝誓要让这些蛀虫付出应有的代价！
与此同时，山西一案所收缴的五百三十六万两银子，正紧锣密鼓地运往京师。加之彩票局与雅兰堂近期所赚取的三十万两，以及之前查抄几位大臣府邸所得的数十万两，崇祯帝的国库内，如今已累积至六百五十万两之巨。
面对施凤来所求的两百万两银子，崇祯帝慷慨解囊，不仅应允其请求，更额外赐予三百万两，并亲笔书写手谕，言辞直白而坚决：
“三百万两，即刻拨付！原定两月之期，因银两筹集稍有延误，朕不怪你，但再给你两月时间，若仍不能妥善处置陕西灾情，休怪朕无情！”
此手谕以八百里加急之速送往西安，施凤来阅后，不禁冷汗涔涔。
陕西之灾，其惨烈程度，史书所载，触目惊心。
人吃人之事，绝非虚构之言，频繁在明末真实上演，易子而食，也屡见不鲜。
百姓饥饿难耐，树皮草根，乃至泥土，皆成口中食。
而大明之东南、宗室封地及朝廷官员之处，却富得流油，两相对比，更显世态炎凉。
崇祯帝深知，唯有重拳出击，方能扭转乾坤。
他先是慷慨解囊，掷出三百万两银子以解陕西燃眉之急，
随后又令吏部火速派遣一批年轻有为的后备官员前往陕西，负责查账之事。
此等举措，意在以贪官之血，祭改革之旗。谁若能在查账中有所斩获，便可取而代之，成为新任官员。此等手法，与后世雍正帝之雷霆手段颇为相似，其效果之显著，可见一斑。
吏部因此事而忙得不可开交，房壮丽等人因不堪重负，纷纷提出辞呈。
朝堂之上，反对之声亦此起彼伏，皆言此法恐将激起陕西更大之动荡。
然崇祯帝意志坚定，不为所动。他大手一挥，将请辞官员悉数驳回，并任命王永光为吏部尚书。
王永光虽以体弱多病为由推辞，但在崇祯帝的坚持下，只得硬着头皮上任。从此，他的生活便陷入了无尽的忙碌之中，每日早出晚归，疲惫不堪。
与此同时，孙承宗亦忙得焦头烂额。辽东军饷、京畿皇家庄园、税收核对、江南魏忠贤案……诸多事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而徐光启则直接驻扎于工部之中，日夜不息地研究水泥与火药之改良。
崇祯帝见状，亦是慷慨解囊，拨款百万两以助其研究。一时间，大明上下皆沉浸在一片繁忙而紧张的氛围之中。
四百万两银子如流水般花出，崇祯帝心中却无丝毫犹豫。
在他看来，用钱能解决的问题便不是问题。待一切安排妥当后，他便携众臣前往皇家农田巡视。
途中，他特意叮嘱众人勿扰宋应星等人，只待其亲自召见。及至农田之畔，只见宋应星等人早已在此恭候多时。
“臣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宋应星等人齐声高呼。
崇祯帝翻身下马，一身青色斗篷随风轻扬，显得格外清逸脱俗。
他亲自步入农田之中，与宋应星等人共商农事。阳光洒在他的脸上，映照出他坚定的眼神和深邃的思考。这一刻的崇祯帝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而是与民同乐的智者。他深知唯有勤勉治国方能换来百姓的安居乐业和大明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