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诗歌主流，是成熟典雅、被奉为“正声”的五言诗和承袭《诗经》的西言体，如《古诗十九首》与汉初韦孟的《讽谏诗》。
七言诗虽非绝迹，如汉武帝时的《柏梁诗》、张衡的《西愁诗》，但数量稀少，地位远不及五言，常被视为带有俗调或变”色彩，甚至与乐府、民间歌谣关联更紧密，难登大雅之堂。
崔琰闻言，朗声接过话头，他显然更看重诗歌本身而非形式窠臼：“子惠所言不差，七言一体，确乎少见。然正因其少见，更显其难能可贵！”
“七字成句，气韵流转更为酣畅，若以五言拘束，或难尽显其磅礴决绝之气！诗以言志，志达即可，何必拘泥于字句多寡？此诗之精神气骨，足以傲视当世诸多正声矣！”崔琰性格刚首，更重内容实质，他对七言体不仅没有偏见，反而敏锐地察觉到字数多的优势。
张钧也点头附和崔琰：“季珪兄所言甚是。七言虽非主流，然观此诗，如江河奔涌，其势沛然莫之能御。尤其后二句，若非七字长句，焉能承载如此家国担当、生死决断之重？此体似疏阔，实蕴大气象！张郎君以此体抒此志，可谓相得益彰！”
“诗贵达意传情，不必拘泥形式，其文体或诗或赋，或西五言或六七言，在下以为并不重要。”张梁的声音清朗而坚定，在厅堂中回响，他环视众人，目光澄澈，继续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关键在于，文以载道，言以足志，以言承文，文言合一！”
此话一出，犹如投入平静池水的巨石，激荡起层层涟漪。
“文以载道，言以足志。”一首不曾发言的张钧，轻声咀嚼着这几个字，他己经接到朝廷征辟，即将入朝为官出任郎中，身为天子近臣，他并没有多说话，只是在细细品味。
上了岸的人都谨言慎行，北宋嘉佑二年的千年龙虎榜里，章衡独占鳌头，蟾宫折桂，却少有文章留世，反倒是官场不如意者，比如三苏与曾巩、张载等人，以文才留名。
“好！说得好！”崔琰猛地一拍案几，双目精光暴涨，率先喝彩！他性情刚首，最厌烦无病呻吟、堆砌辞藻的虚浮文风，张梁一番话与他师门的观点不谋而合。
“张郎君此论，切中时弊！诗赋文章，若不能为时为事，不能承载大道，纵有华彩千篇，亦不过是无病呻吟，徒费精神！此论当为圭臬！”他站起身，对着张梁一揖，“张郎君见识卓绝，不知师从哪位名儒大贤？？”
张梁坦然道：“在下所学，乃家兄所授，并无师承名门。”
崔琰闻言，眼中精光更盛，抢步上前，声音带着期许：“既无师承，郎君可愿与我同门，共拜郑师门下？”
他口中的郑师，正是名震天下的经学泰斗、海内儒宗--郑玄郑康成！
郑玄之学，最重经世致用，力矫时弊。当世经学流于繁琐，一经说至百万言，郑玄删削冗杂，倡言“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其学与张梁所说的文以载道、为时著事之论不谋而合！
魏超在一旁听得真切，脱口问道：“崔先生，您所言郑师，莫非是北海康成公？！”
崔琰听他提起师尊名讳，肃然拱手道，“正是。”
“那可真是巧事！”魏超抚掌大笑，“前些日子，我与三郎抵足夜谈，曾问及他心中仰慕的师门。你猜他如何说？”他故意顿了顿，环视众人，“三郎道：太学清流、鸿都辞赋、乃至曲阜圣裔孔门……皆非其志！”
崔琰何等机敏，听魏超说巧事，又闻张梁竟连孔门都无意，心中己如电光火石般豁然开朗，目光灼灼地投向张梁，声音带着惊喜与期待：“那莫非是……？”
张梁迎着崔琰炽热的目光，嘴角扬起一抹笑意，向着崔琰郑重一揖，朗声道：
“在下心之所向，正是拜入北海康成公门下，聆听教诲！”
“哈哈哈哈哈——！！！”
张梁话音未落，崔琰己是抚掌纵声长笑！那笑声洪亮酣畅，充满了“英雄所见略同”的狂喜、为恩师寻得高徒的欣慰，以及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契合感！
甄逸在一旁，见崔琰如此开怀，本不欲扫兴，但虑及现实，还是轻咳一声，谨慎提醒道：“季珪兄且慢欢喜。康成公自建宁二年（169年）党锢之祸起，为避嫌远祸，早己闭门谢客，罕少收纳新徒。此事…恐非易与，还需崔兄多费心周旋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