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华，我走了，不要沉溺在往事之中，要勇敢地活下去。快分手了，我想看看你的笑容。”
孟丽华是含着泪，面带笑容与张国昌诀别的。张国昌知足了，而孟丽华却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难以自拔。
我知道孟丽华不是普通的女人，她一定会挺过来的，她为了儿子也要坚强地活下去。应该说，东州市市长李国藩就是被这个女人告倒的，为此她也害死了自己的丈夫。不然案子不会挖得这么深。
有人说，李国藩毕竟不是曾国藩，没有自己的《挺经》。其实，李国藩是上了小人的当，点了把火把自己烧死了。
在法庭上，律师的辩词很精彩。他们说，李国藩贪赃不枉法，合情不合法，多是受贿而非索贿，多是酬谢型而非收买贿赂型的，多是事后收而非事先约定，多是不违背职务的行为而非违背职务、违法生财使国家受损失的行为。
我听了这些辩词总有一种强奸未遂的味道。殊不知强奸一次叫强奸，强奸多次叫同居。李国藩是幸运的，他贪了两千多万只判了个死缓，这一点让张国昌地下有知肯定叫冤。
市政府办公厅里的人大多惋惜地说，雷默这小子真傻，怎么就辞职了呢？！也有幸灾乐祸的，说，我看他就不是好得瑟。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反正我雷默就是辞职了。这就是我的性格，宝刀不锋，宁愿折断。
这些年在官场混得太委屈了，哈腰成了习惯便驼了背。用性格的一面压抑另一面，阴气太盛，直到张国昌死也没让他看看我的阳刚之气。
还是案发前，我私下戳穿他在澳门豪赌之后，他才发现身边跟随多年的这个秘书不是天生驼背而是哈着腰的，冷不丁儿地他可以把腰直起来。可惜我的腰直得太晚了，否则张国昌不至于一命呜呼。
其实每个人的性格都有两面性，有阴的一面，就有显的一面；有静的一面，就有躁的一面；有柔情似水的一面，就有性暴如火的一面；有功利的一面，就有淡泊的一面。
我辞职以后迷惘了，用性格的哪一面也找不到自己，周围的静造成了内心的躁，世态越来越炎凉，功利的一面蠢蠢欲动。人一旦恢复了本真就成了怪物。
3、分歧
新一届领导班子一上任就遇到了麻烦，外商不来了，财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迫于巨大的压力，新上任的东州市市长薛元清亲自率领招商团南征北战，但效果不佳。
就任东州市市长前，薛元清是清江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受命于东州危难之际，东州是清江省的省会，是拥有八百万人口的副省级老工业城市，是清江省经济腾飞的发动机。薛元清非常清楚，在东州干好了很可能会在政治台阶上继续攀登，但是干不好东州也可能成为自己政治生涯上的滑铁卢。薛元清是抱着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决心来东州的，他决心让东州成为自己政治生命的新起点。
然而，两会后，薛元清代市长的“代”字刚刚拿掉，就与市委书记魏正隆在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上发生了严重分歧。
魏正隆对薛元清像无头苍蝇似的到处带队招商引资意见很大，他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
“政府是干什么的？”
魏正隆黑着脸问，“你们大家都会说，政府就是要发展经济。这种观念如此流行，以至于大家对此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然而，最近发生在我们东州市政府各部门人人上阵招商引资的做法，突现了这种观念其实是很不恰当的。”
“正隆同志，”薛元清不满地说，“我到东州七八个月了，受‘李张大案’影响，没有外商来，美国公开把东州列为高风险投资区，外商怎么可能到东州来？国内方方面面的人就更不愿意来了。老百姓很悲观，他们认为东州经济至少要在低谷中徘徊三到五年，但是，东州人不可能给我三到五年的时间，一年都不会给我的。如果今年遏制不住东州经济继续下滑的趋势，我在东州就呆不下去了，所以，市政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对于这一点，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背水一战。”
“元清同志，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魏正隆语重心长地说，“我认为，政府只需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这是经济转型时期政府的责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让你这个市长去当厂长。市政府办开发区，县区政府也办开发区，难免要撂荒大片土地；至于人人招商引资最后究竟能落实多少，也很值得怀疑。”
“老书记，您说市政府应该怎么办？”
薛元清想将魏正隆的军。
“一句话，政府的正当经济职能就是为企业、个人从事经济活动、展开公平竞争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和社会环境。”
魏正隆有些激动地说，“要有所为，还要有所不为。我看当前要在三个环节上加大力度，一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二是应该按什么程序做，不应该违反什么程序；三是行政责任追究，不按法做的乱作为，要追究行政责任，不按法做的不作为也要追究责任。
一个好政府之所以好，也许仅仅在于它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可以干好什么，可能干不好什么。人贵有自知之明，政府也当有自知之明啊！”
在东州市，市委书记魏正隆是德高望重的。在东州干了一辈子了，他爱这块土地，他更爱东州市的人民。“李张大案”的教训是深刻的，他为此无比痛心。自己再干几年就退休了，但是肩上的担子却越来越重了。如果说死掉的李国藩专横跋扈、一意孤行，那么今天的薛元清却总是给人一种女里女气的感觉，小家子气十足，不仅心胸小而且倔得很。
魏正隆心想，对待薛元清，自己再也不能犯像对待李国藩那样软弱迁就的错误了。这届班子一定要在东州老百姓面前树立“创新、亲民、务实、廉洁”的形象。
薛元清刚到东州，他不敢和魏正隆搞得太僵。他心里知道，自己不像李国藩天生就给人一种做大事的感觉。他常在常委会上公开承认，自己干不了大事，自己到东州就是给老百姓做一些小事的，做那些贴近老百姓生活的小事，做那些老百姓关心的小事。
可是，东州的老百姓并不买账，他们要工作，他们要增加收入，他们要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这几样可都不是小事，这是连国家领导人都放在心上的大事。
薛元清没顾及这些，他一上任就将李国藩、张国昌的做法全盘否定。凡是李国藩、张国昌沾过边儿的事，一律不闻不问。市长如此了，副市长自然效仿。于是修了一年半的东运河停工了，与德国人谈妥的地铁建设合同撕毁了，由于急需用钱，唯一一家美国上市公司也卖掉了。
薛元清想通过招商引资，以城市建设为突破口，尽快树立自己的形象。然而，城市建设是需要大笔资金的。靠财政不行，靠外商，大外商不来了，于是，只能干点小事。他集中资金做了两件事：一是种树，二是修路。
薛市长下决心在任期内把缺林少绿的东州市建成绿树成荫的花园城，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届任期也不过五年，五年是无论如何也树不了木的，于是便将成木移植进了城里。
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移植进城的大树全是松树。各区区长为了完成指标，在城市的犄角旮旯儿种满了松树，树挨树、树连树，也不讲究个间距，老百姓戏称东州市快成烈士陵园了。
只是把松树种到老百姓家窗户底下不行，园林部门头一天种，老百姓第二天拔，搞得园林部门十分头疼。在市政府常务会上，薛市长命令死看死守。
在修路问题上，薛元清与魏正隆的观念又发生了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