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市区的天灰蒙蒙的，早晨七点的街道车流不多，偶尔有几辆出租车驶过也只是轻轻一晃，不带起一点波澜。秦川站在窗边，望着这一切，仿佛在看一场延迟播放的慢镜头。他手里拿着的是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文件，纸张边缘略有点卷，说明打印机的加热系统已经老旧。
这份文件来自市政府政策研究室，是一份针对“城市数据中枢替代计划”的内部评估草稿。整整十八页，前十五页全是中性语气分析，第十六页才开始出现真正的关键信息——这项计划被视为“高风险博弈型试验”，其中一句话让秦川眼皮一跳：
“拟推行单位在过往周期中表现出极强的系统替代倾向，已构成非对称结构优势，需强化预控。”
“非对称结构优势”这个词，用得极妙。
它不是指你违法了，也不是你违规，而是你“太强了，不受控”。
秦川将文件合上，交给一旁的小高：“立刻封档，不对外流传。”
小高点头，把文件装入金属箱封存。他们早已建立了自己的内部信息管理系统，任何可能引起结构不稳的内容都要先经过三人小组审批，而不是直接流入节点网。
这是一种保护机制，更是一种清算预演。
当天中午，老罗带回一个消息：市里某位常委私下召见了两位国企一把手，内容涉及“是否有意与秦川新系统试点合作”，其中一人当场表示“观望”，另一人则以“体制上不方便”为由婉拒。
这是秦川第一次从正面撞上系统防火墙。
他没发怒，也没沮丧。他只是点开了一个熟悉的号码，轻声道：“可以走第二条线了。”
“第二条线”是他早年设下的一步隐棋。
那是一家表面上从事区域物流整合业务的企业，实则是他用于“连接地方资源与地方非体系力量”的灰色接口。他通过这家公司，在多个城市建立起了一套“替代信息流”，不受地方官方系统影响，但能提供实际运行反馈。
这套系统像毛细血管，藏得很深，但流动稳定。
如今，是时候激活。
与此同时，在江城北部，一个名为“新知工坊”的数据合作社悄然上线。它由十余家中小企业联合发起，口号是“自主数据、自我价值”，主打“企业行为数字反映”模型，提倡“数据即劳动，行为可结算”。
这套理论听起来理想主义，实则正是秦川“灰域模型”在社会层的实验版本。
他不再从头顶往下推动，而是从底部往上滋长。
这一策略极其隐蔽，也极其难缠。因为你永远无法控制“谁愿意使用一个对自己更友好的系统”。
而数据生态的核心就在于：谁掌握了更多“活跃参与者”，谁就是“未来平台”。
市里的人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份来自联席会议的临时提案建议“组织专项技术审查小组，评估灰域模型是否对主平台构成破坏性兼容影响”。但尚未通过，就因为“一票否决权”被暂时搁置。